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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全球视野的结构转向

发布时间:2019-12-06 13:30

  在世界文学已成为比较文学新的发展方向的语境中,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东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拓展世界文学经典,实现从“欧洲中心”到全球视野的结构转向,使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具有多样化个性特征、且能彰显人类普遍价值内涵的文学作品广泛传播、阅读和研究成为可能,为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理想,竭力疏通畅达的渠道。

  内容提要: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应该得到充分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内涵,就是和谐共处。只有积极倡导文化多元化,并加强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有效沟通、平等对话与互识互补,营造兼容并包、宽容理性的和平氛围,才能实现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目标。作为以促进东西方不同文学与文化沟通、对话和理解为使命的比较文学研究,理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在世界文学已成为比较文学新的发展方向的语境中,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东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拓展世界文学经典,实现从“欧洲中心”到全球视野的结构转向,使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具有多样化个性特征、且能彰显人类普遍价值内涵的文学作品广泛传播、阅读和研究成为可能,为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理想,竭力疏通畅达的渠道。

  作者简介:李伟昉(1963- ),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中国国家主席习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命运共同体”观念,例如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等,呼吁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①2016年,习在G20杭州峰会致开幕词时呼吁:“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②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价值理念显示了开放性的眼光与世界性的胸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同时人类又面临着诸多共同的严峻挑战,这使得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应该取得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内涵就是“和谐共处”,然而“和谐共处”谈何容易!当今我们面临的全球化进程,就考验、挑战着人类社会的智慧与选择。

  全球化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与思维方式。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世界越来越变成狭小的“地球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彼此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开放包容,互相依存,联系愈加紧密,越来越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态势下,世界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全球意识呼之欲出。随着全球化意识的扩张,种种难以避免的严峻挑战也令人类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例如金融危机的多米诺效应、恐怖主义的全球蔓延、气候变暖的生存威胁、分离主义与的全球影响,以及网络安全等等。其中,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就是令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关涉着全球化时代里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们如何更好地相处。这一敏感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相关领域众多学者乃至国家首脑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寻求解决之道。

  那么,全球化何以会带来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呢?首先,全球化进程虽然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且不同历史时期的全球化进程情况各异,但它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不同历史阶段的世界强国推动的发展进程。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林林总总的国际组织与贸易协定等,无不是强国主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强国总是不断地对他国施加经济影响,表面上看似平等的国际组织与贸易协定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诸多不平等的因素。少数强国始终处在左右大局的强势地位,其他众多弱小国家要跻身于某些国际贸易组织,不得不妥协或让步,但依然艰难地为本国利益据理力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根本不能消弭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国家界限,它带来的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而是更为强大的民族主义。19世纪出现的所谓世界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因此,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民族性彰显的过程,各个国家都把自身利益的获得视为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其次,全球化时代,人们虽然相互依赖,但是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又竞争激烈。因为只有竞争才能脱颖而出,才能获得丰厚资本。在竞争过程中,强国依然处在优势地位,而弱国则处于劣势或被动地位。再次,追逐利益的人是有文化属性的,他们都带着各自国家民族文化的印记。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国家往往依仗着自己的强势、优势地位,不仅对他国施加经济影响,而且施加价值观念上的文化影响。这种强势文化与强势心理在全球化语境中必然造成不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但却无法让原本多元的文化趋于一元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又同时面临着文化的多元化诉求,因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便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故意放大西方与非西方文化或文明间的对立与碰撞。例如已故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就格外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与冲突,指出“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③。他片面扩大差异性,把引发国家之间的血腥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原因,一并归咎于文明或文化。但即便这样,他也不得不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④。由此他提出建立一种多元文明中的“共同性原则”,即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都应该积极找寻不同于自己的其他文明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层面的共同因素。⑤同时他还重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⑥既然承认“共同性原则”和“文明的对话”,也就意味着文明或文化间的合作、相融是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因此,全球化并不能让某一种单一文明或文化统领世界而泯灭其他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我们应该辩证理性地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关系,保护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包括强国与强国之间、弱国与弱国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互动和欣赏。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玛丽·普拉特也认为,虽然“世界加快了融合的步伐,人流、信息、货币、商品以及文化产品的流通日益迅速,并由此导致了意识上的种种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开始参与到第一世界的对话中,并且第一世界认识到自身的构成要素之中也包括与外界的接触关系”⑦。需要更为广阔多样市场空间的全球化时代,让世界发达的强国也不能离开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而独立生存、发展。一国或几国独大、主宰世界的格局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强国也需要调整心态,放下身段,遇事相商。只有坚持对话、求同存异,才能和谐共生、同谋发展。如果继续坚持霸权,延续冷战思维,势必危及世界和平与稳定。

  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的比较文学,又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看,它自诞生伊始就起着发现联系、寻求沟通与对话的桥梁作用。比较文学首先就是基于19世纪欧洲国家浪漫主义文动相互影响的结果。没有欧洲国家之间文学的联系和互动,也不会有比较文学的出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提出了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它旨在以实证方法探讨两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既然是跨越不同国家文学间影响关系的研究,那么这一研究必须要具有跨文化视域。在19世纪,欧洲文学研究者的视域已经开始试图跨越国家文学界限,将欧洲范围内的各国文学及其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正如日本学者大塚幸男所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掀起的浪漫主义潮流,因其国际性特征的缘由,形成了即使在研究一国文学之际,也不能无视它同外国文学关系的风气。这样,便催发了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萌生。”⑧

  作为集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之大成的泰斗梵·第根,之所以坚持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分支的观点,就与国际性特征密切相关。他在专著《比较文学论》的导言中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线,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梵·第根真正关注的是在不同国家文学之间影响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能够描绘、呈现出国际文学间相互影响的网络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有别于国别文学史而且不会取代国别文学史,它是要扩大国别文学史的范围,弥补国别文学史关注不到的范围和领域,最终把各个不同的国别文学史原来各自独立的世界打开一个窗口,从影响的层面将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⑩。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1896年,法国学者贝茨首次提出了比较文学应该探讨不同民族之间如何互相观察的设想。这一研究方向,就是后来被称为形象学的研究领域。继而梵·第根也认为:“比较文学家应该考察的,不是他们实在是怎样,却是他们被别人认为怎样;他应该从这被传说所改变了的面目出发。”(11)至20世纪50年代初,伽列提出,可以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旅行和见闻等等所构成的历史”(12)列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伽列的得意门生基亚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比较文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对某个国家的种种阐述的产生及发展情况,……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可以帮助两国进行某种民族的心理分析——在了解了存在于彼此之间的那些成见的来源之后,双方也会各自加深对自己的了解,而对某些相同的先入之见也就更能谅解了。”(13)他认为影响研究向形象学的靠拢,“是近五十年来法国的一种远景变化,它使比较文学产生了真正的更新,给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14)。因此,形象学研究方向的出现,就是旨在从文化上对有矛盾的国家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有益尝试和努力。

  当然,起初美国学派对形象学研究多有抵触。例如,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就曾说:“伽列和基亚最近的尝试,也同样不能令人信服。他们忽然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民族幻想的研究,以及对国家之间互相渗透的固定看法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仍然属于文学研究范围吗?确切地说,这岂不成了公众研究?……这是民族心理学,是社会学。”(15)不过,形象学研究在批评声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迅速崛起,成果引人瞩目。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强调的是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不大关注并无事实联系的作家或作品之间的异同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视野当时也还只主要局限于西欧文化系统之内,而排斥东欧的斯拉夫文学以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这就必然缩小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疆域,阻碍了欧洲文学与欧洲以外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对线年代末,迅速崛起的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唯“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提出了批评。以韦勒克、雷马克和韦斯坦因等为代表的美国学派打破了狭隘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地方主义,把比较文学从对跨国界的有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的研究,扩展到了无事实联系的跨国界的文学异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极大地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不过,最初仍然有美国学者对于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以为然。例如,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就指出:“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16)当然,这一观点无法用学理依据来支撑,韦斯坦因后来也否定了自己早期的狭隘观点。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更加重视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强调“跨文明研究”,关注“异质性”和“互补性”。这是因为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均属于同一个大文化背景,即古希腊—希伯来文化之树所诞生出来的欧美文化圈。西方学者从来也没有遭遇过像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差异而导致的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对异质文化间的文学比较进行过认真深入的探讨。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自然要面对跨异质文明的问题,他们也必然会自觉地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担当起东西方异质文明之间的文化对话沟通和文化互补交融的责任与使命。

  从本质上讲,历经一百多年不断更新与发展的比较文学学科,不仅探讨不同国家文学与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且更加彰显不同国家文学与文化间的差异和对话,进而构建互识互补、和谐共存的世界文学。由国际性出发,比较文学研究关注由单一文化内部的影响关系,扩大至无影响的平行关系,再到跨越异质文明间的比较研究,由形象学研究又拓展至文化研究等,都无不是基于强调东西方文学文化的沟通与对话。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艰难的,因为一来是欧洲中心论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太深了;二来是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不断调整、更新研究对象及范围而不得不应对一次次被质疑的挑战。但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研究大有可为及其重要意义彰显之所在。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具有全球视野和平等对话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不谋而合,自然应当成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学术原则。

  早在1993年,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伯恩海默以《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了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发展的报告。这份报告最引人瞩目之处,是对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大方向提出了颇具价值的两点建议。其一,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将比较文学研究扩大到东西方,加强“西方文化传统(包括高层的和大众的)和非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比较”(17)。同时,比较文学还应当“积极参与经典形成的比较研究和对经典的重新思考”,“激发人们去进一步扩展经典”(18)。其二,比较文学研究还应该关注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坚持多元文化论。伯恩海默的报告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从根本上说,这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方不平等结构以及西方对其他国家权力关系的颠覆,意味着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关键性目标上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在美国比较文学界,破除欧洲中心论、强调文学多样性的工作,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做。正如新世纪之初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大卫·丹穆若什所说,比较文学学科“正经历着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经济、传媒和文化的全球化正在对学术生活和学术工作的许多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最具戏剧性的影响则发生在比较文学领域”。因为“以前的比较研究大多聚焦于少数‘大师’的经典,当代的比较研究则容纳任何地区、任何时代发表的任何文学作品”(19)。因此,“在过去十年间,世界文学的视野已有很大的拓展,其关注的焦点不再局限于原先的欧洲大国、大家的经典著作,也转向了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这是当代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显著的变化”(20)。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对世界文学这个“经典性”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世界文学应该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它“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21)。他强调世界文学具有多样性特征,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有多少种民族的视角,就有多少种世界文学。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民族文学的范畴内诞生的,即使这些文学作品“进入了世界文学的传播中,它们身上依然承载着源于民族的标志,而这些痕迹将会越来越扩散,作品的传播离发源地越远,它所发生的折射也就变得越尖锐”(22),正是这种多样性的世界文学,才成为比较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一观念不仅拓展了以往世界文学的固有领域,而且开垦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是对世界文学乃至欧洲少数名家一统天下的传统观念的解构。丹穆若什指出,当下比较文学学者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旨在推动比较文学研究从欧洲中心到真正全球视野的结构转向。国际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主任斯皮瓦克提出的轰动一时的比较文学“学科之死”的观点,其实并不是说比较文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恰恰相反,她是在强调过去那种以欧美为中心的旧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因为那种强权话语、强势视角与多元文化主义格格不入。(23)她期盼的也是一种从欧洲中心到全球视野的新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出现。丹穆若什对此回应道:“当前比较文学向全球或星际视野的扩展与其说意味着我们学科的死亡,毋宁说意味着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的观念的再生。”(24)

  2010年西方权威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第2版),首次收入了美籍中国思想家、美学家李泽厚的论文《美学四讲》。虽然《美学四讲》不是李泽厚最经典的代表作,但它的入选却标志着“经典化”过程的开始,可以视为西方主流学界主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藩篱的一个善意之举,是英语文学理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关注与认可的开始,“预示着曾长期为欧美理论家所把持的国际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也开始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了,他们需要听到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理论家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中依然夹杂着不少西方的影响,但却带有更多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经验、本土特色和文化精神”(25)。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任重道远。习总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必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此,“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6)。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及其研究应该在这方面做努力,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首先,我们需要继续加强与国际比较文学与理论界的交流与对话。例如,近年来,我们已经在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加强与美国比较文学界同行的交流,并得到了美国比较文学界的积极响应和共鸣。正如丹穆若什在自己主编的《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一书的前言中所表达的那样,“本读本的一个特殊目的就是在近年来卓然兴起的比较文学领域中增进中美两国的对话……中美两国学者有许多相互学习的地方……编者希望本读本将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学术对话,期待读者能在字里行间发现将在自己的研究中予以探索的众多路径”(27)。丹穆若什既明确提出了中美两国学者间加强互通与交流的诉求,又坦诚地表达了彼此间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学习的良好愿望。为了让中国学术界及时了解美国学者的最新成果,我们先后翻译出版了《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门学科之死》等著作。同时,我们开始更加有意识地主动把自己的声音和见解传递出去,让西方主流学界能更多地了解我们比较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的动态和观点。

  在这方面,曹顺庆和张江两位著名学者为我们树立了积极主动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线年,国际著名出版社斯普林格在海德堡、伦敦、纽约同时出版了曹顺庆的英文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28)该书在质疑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不能有效解决形象学及跨文明语境研究中的变异问题,以及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求同思维模式不能有效回答跨文明语境研究中的异质性问题的基础上,首次从“跨语际变异学”“跨文化变异学”“跨文明变异学”等层面,系统而详尽地阐发了中国学者关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核心内涵与特点,这是中国学者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后,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的重要突破与创新成果。该著一出版便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譬如,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明格斯、美国科学院院士苏源熙等著名学者在其专著《比较文学引介:新动向与运用》中,称作者为“比较文学一种必然的研究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29);丹穆若什在致作者的信中称:“对变异的强调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角,一则超越了亨廷顿式简单的文化冲突模式,再则也跨越了普遍的同质化趋向。”佛克玛在为该著所写的序言中也强调,它对于中国学者“跨越语言障碍以及摆脱文化封闭性局限来说,是一次极有益的尝试”,它“旨在与国外学者展开对话”,而且“是对已有的过于强调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和受新批评影响只关注于审美阐释的美国学派不足的回应。我们的中国同行正确地意识到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缺憾,并完全有权予以修改和完善”。(30)2018年3月,在奥地利萨尔兹堡举办的欧洲科学与艺术院年会及接受新院士典礼仪式上,曹顺庆以他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和世界性影响,当选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张江与美国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以两轮通信方式展开的对话,刊发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的《比较文学研究》2016年第52卷第2期和第3期上。(31)这是《比较文学研究》自创刊以来首次连续发表一位中国文论家与西方文论家的通信对话,显示着中国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被动地被西方和国际学界‘发现”’,不再“满足于仅仅实践西方现有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是通过质疑和对话“提出中国批评家的理论建构”。(32)另外,聂珍钊提出的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近年来不断获得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与赞誉;2016年中国学者张隆溪第一次被选举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同时,中国还获得了2019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的举办权。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领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我们还要继续加强东方文化文学内部的沟通与对话,一方面是中国文学与其他东方国家文学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中国之外的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关注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事实时,也不能遗漏对东方各国文学之间无影响的平行关系的探讨。同时,也要“注重作为整体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相互交流情况。东方文学内部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还与西方文学发生着不断的碰撞与融合。特别是近现代东方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已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潮中。这种整体研究既可以从宏观角度探讨东西方文学的影响渊源、共性审美特征及其异质性事实存在,也可以选择东方文学内部相关文化圈中的作家作品同西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33)。

  再次,要真正使具有多样性特征的“世界文学”阅读模式成为现实,我们就必须打破大语种和小语种的老套观念,重视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小语种专业翻译人才,使欧美主要国家以外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学得以广泛的翻译和传播。这是不断拓展经典文学范围的重要前提与基础。长期以来,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奉行的关于世界文学的经典教育观,主要就是把文学经典限定在欧美主要国家的狭隘范围内,东方文学则主要集中在印度与日本等几个主要国家上,且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颇不成体系。这种情况只要翻看一下我们编写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目录即可一目了然。不能不承认,近四十年来,我们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在内容上陈陈相因,观点相似,求变、拓展、创新速度较为缓慢。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必须打破传统的外国文学经典教育观,加强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多样化优秀文学作品的大力翻译,然后以翻译带动阅读和研究,持续不断地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加以阅读和研究。经典需要创造,更需要阅读和阐释,唯此,那些具有多样化个性特征、且能彰显出人类普遍价值内涵的优秀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在持续的多元化阅读与研究中成为经典。近年来,世界文学之所以日益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热议话题,就在于彰显了比较文学研究在世界更大范围内对共同性与具有普遍价值的追求与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世界文学,不是从文本层面意义上而言的,而是指世界文学共同体中的文学性和文学性间性关系”(34)。所以,不重视翻译、研究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不仅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得不到拓展,而且会削弱它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总之,在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虽然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与挑战,但是只要我们积极应对,进行有效的对话,以平等态度、宽容心态来聚同化异,就可以减少或避免冲突。唯有如此,和谐共处的和平环境才能得到维护和持续。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从文化、学术层面,努力践行不同国家间平等对话原则并传播正能量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比较文学更应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③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④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⑤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

  ⑥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⑦玛丽·普拉特著:《比较文学与世界公民》,查尔斯·伯恩海默编,王柏华,查明建,等译:《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⑧大塚幸男著,陈秋峰,杨国华译:《比较文学原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12)伽列:《〈比较文学〉初版序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14)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6—107页。

  (15)韦勒克著,黄源深译:《比较文学的危机》,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

  (16)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17)查尔斯·伯恩海默:《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查尔斯·伯恩海默编,王柏华,查明建,等译:《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18)查尔斯·伯恩海默编,王柏华,查明建,等译:《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页。

  (19)大卫·丹穆若什:《前言·21世纪的比较文学》,大卫·丹穆若什,陈永国,尹星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20)大卫·丹穆若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苏源熙编,任一鸣,陈琛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21)大卫·丹穆若什著,查明建,等译:《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

  (22)大卫·丹穆若什著,查明建,等译:《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1页。

  (24)大卫·丹穆若什:《一个学科的再生:比较文学的全球起源》,大卫·丹穆若什,陈永国,尹星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25)王宁:《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7)大卫·丹穆若什,陈永国,尹星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31)通信译文参见张江:《确定的文本与确定的主题——致希利斯·米勒》,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张江:《普遍意义的批评方法——致希利斯·米勒》,米勒:《希利斯·米勒致张江的第二封信》,《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32)王宁:《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3)李伟昉:《关于东方文学比较研究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4)查明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4期。